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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间文献与历史地理研究

时间:2009-08-27 16:10:04  来源:  作者:
 

  “民间文献”是指有别于正史、文集等传世典籍的文献,它来源于田野乡间,包括契约文书散件、未刊稿本或抄本,以及少量流传范围有限的刊本。国内目前已知明清以来的民间文献,比较著名的主要有徽州文书、福建闽北契约文书、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土地文书和贵州锦屏苗族的山林契约等。近年来,各地的民间文献仍时有发现,有的地区还呈层出叠现之势。以徽州为例,据估计目前各公藏机构收藏的档案文书已超过二十万件(册);而近十数年来,一些学术机构和个人,也不断收集到为数可观的民间文献。譬如,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,仅笔者在皖南收集到的徽州文书即有一万数千件(册),其中有三千多册的稿本、抄本,这批珍稀文献,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,对于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亦极有助益。

  徽州是个著名的商贾之乡,“人家十户九为商”,在徽商如日中天的明清时代,大批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回本土,促进了“小徽州”(徽州一府六县)区域社会的发展,使得当地成为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并重、社会发展较为均衡的地区。于是,自明代中叶以来,徽州社会的聚落景观和社会风貌都有了重要的改观,特别是村落社会的发展,尤其引人嘱目。“祠堂社屋旧人家,竹树亭台水口遮,世阀门楣重变改,遥遥华胄每相夸”,当时的诸多文献(如乡镇志,特别是其中的村志等),都对徽州村落社会有不少概括性的描述。而民间文献的大量发现,尤其是众多的村落文书(包括相关的水利文书和可以自成一体的社文书),对于村落地理的研究,提供了具体而微的绝佳史料。譬如,清代前期不同年代编纂的两种《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》抄本,详细辑录了婺源上溪源村落社会变迁的诸多档案文书,反映了十八世纪婺东北的村落空间布局和人地关系,为研究村落社区的变迁提供了难得一见的史料。村落社会史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前沿领域,而村落作为乡土中国的地理景观、广土众民的生活方式,也必将引起历史地理学界更多的关注。在这方面,丰富的徽州村落文书,可以极大程度地复原历史时期村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,为村落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区域研究的范例。

  明清以来,商业的发达和频繁的社会流动,使得徽州人滋生出强烈的契约意识,再加上民间敬惜字纸的传统,使得黄山白岳之间保留下了丰富的民间文献。从南宋以来一直到解放后,徽州遗存下国内目前所知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,契约散件和簿册文书可谓汗牛充栋。其中,黄册、鱼鳞图册和保簿等各类文书的数量均相当可观。这些资料,提供了大量徽州各地无微不至的地名史料,通过细致地分析,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南宋以来(尤其是明清时代)皖南的土地利用状况,从地名演变的轨迹探讨地域文化的特征和地理环境之嬗变。在徽州文书中,都图地名方面的资料相当不少,如抄本《歙县都图总谱》、《歙县四乡地名总录》、《歙县各都图字号乡村地名》、《歙县都图地名及各图字号》、《徽州府休宁县都图地名字号便览》、《新安海阳地名图说》、《黟县花户晰户总簿录》、《绩溪县城市坊村经理风俗》和刊本《明清两朝丈量田亩条例(附田形图式)》(歙县集成书局1937年版)等。其中,《歙县都图总谱》首页另题“歙县都图全载并附十六乡名新丈字号”,分歙东、歙北、歙西和歙水南四个部分,共记录地名一千一百九十一处,对于县域范围内的地理概念提供了清晰的图景。此外,徽州大量的启蒙读物中,对于各类地名的特征,也有详尽的罗列和动态性的描述。鉴于地名史料的巨量蕴藏,有关徽州地名学的研究,无疑是尚待发掘的宝库,有着极为广阔的学术前景。

  自明代起,“欲识金银气,多从黄白游”,黄山白岳之间成了许多文人士大夫竞逐游历的胜地,明代地理学家徐弘祖在其名著《徐霞客游记》中,即留有《游白岳山日记》和两篇《游黄山日记》。在当时及以后,类似于此搜奇访胜的著作颇为不少。与此同时,徽州是社会流动极为频繁的地区,不仅有大批人外出科举仕宦、务工经商,而且,侨寓异地的商人还定期回乡省亲、展墓,他们写下的日记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地理学价值。歙县岑山渡程氏迁居扬州经营盐业,程庭在返乡时著有《春帆纪程》,描述了他眼中的山乡乐趣、如画风景,对于徽州的村落景观、妇女生活和人文风气等,都作了形象的揭示。歙县大阜潘氏迁居苏州虽然已历数世,但与祖籍地缘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,在《大阜潘氏支谱》中留有多篇展墓日记,对于新安江沿岸的自然和人文景观,都有着精彩的描述。道光年间的《新安纪程》抄本,作者由陆路前往徽州,他详细记录了自苏北盐城至歙县西溪南的沿途所见,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。此外,还有一些在籍乡绅的记录,如康熙年间婺源县庆源村生员詹元相的《畏斋日记》(载《清史资料》第四辑,但非完本,其稿本仍藏黄山市博物馆),亦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。这些日记,对于徽州的自然景观、天气年成、灾害信仰和民情风俗等诸多侧面都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记录,对于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利用价值。

  明清徽州是个宗族社会,除了遗存迄今的大批各姓家谱外,还有《新安大族志》、《新安名族志》和《休宁名族志》等涉及一府一邑的综述性总谱。这些谱牒资料,是深入研究徽州家族人口和移民以及社会文化地理分异的重要史料。另外,清代学者汪士铎曾认为,徽州的土产是“买卖人”,虽然“徽商”的总称名闻遐迩,但在事实上徽州一府六县的商人仍是各具特色。大致说来,歙县以盐商为主,休宁人专擅典当,婺源人精于木业,而绩溪人则多开徽馆(徽菜馆和徽面馆)。有关这几个县域商人的各类文书之发现,对于历史社会地理区域人群的研究,尤其是徽商研究的深入,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。

  徽州民间文献不仅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方面极具价值,而且还为长江中下游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。在“无徽不成镇”的明清时代,徽州人在各地建立会馆,甚至形成徽州社区,如扬州、汉口、淮安及苏北新安镇等地,均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徽商社区。在这方面,不仅有《淮安河下志》、《新安镇志》、《紫堤小志》那样的村镇志,而且当年徽商活动的各类征信录仍然保留不少,仅《徽宁会馆征信录》刊本、《新安太仓怀梓堂征信录》刊本及抄本笔者手头就各有两部,这些,对于研究徽州人在江南各地的迁徙、营生,徽州商业网络的分布和慈善事业网络的扩展,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此外,徽州还保留有大批民间日用类书,反映了人们约定俗成的民事惯例,倘若将之与苏北海门、浙江绍兴、上海及江南其它地区的日用类书加以比较,更不难看出各地人群的特征及其差异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徽州的商人书和商业书为数可观,此类主要包括路程图记、反映经营规范和商业道德的著作,这些民间文献,对于各地的物产、交通线路以及风俗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着详细的记录。以往,中外学界也有不少人从商业史的角度关注徽州的商业书和商人书,但他们所利用的多为散落海外(尤其是日本)的刊本。而在新发现的徽州民间文献中,有多达数十种的商业书和商人书,有的为以往所未见,有的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本子。如明末清初徽州出版商西陵憺漪子的《士商要览》抄本、从歙县到广州的《万里云程》抄本和从婺源到广州的《囗囗至广东水路程》抄本、《各国数法》抄本等,对于廓清明清商业书和商人书的源流脉络,探讨明清交通地理变迁和商业地理格局,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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